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陌生人社区中的广场舞大妈

2019-10-09 15:54:26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陌生人社区中的“广场舞大妈”

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,原本已经“退”下来,看起来对社会走向不会产生影响的大妈们,在聚集于广场跳“广场舞”后,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。她们因为在广场上制造噪音,频频地与那些休息权、正常居住权受到严重干扰的居民产生冲突。这一冲突似乎无解。最近的一个冲突,是她们被温州鹿城区一小区业主用价值26万元的高音炮击退。这一事件引起了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关注,批评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,随后,当地政府部门迅速行动,高音炮被拆除,并决定今后对群体性聚集广场活动要进行细腻化管理,使用场地实行登记制。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会到那儿去,什么时候又在广场上跳起来?不得而知。但是,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很久吗?“广场舞大妈”和居民的冲突,是中国在“城镇化”背景下全面迈入陌生人社会后,因缺乏契约精神,对公共空间划分的权利之争。它隐喻着群体的分裂,以及社会心理的密码。“大妈”、“大爷”们,是不会退出社会舞台的。熟人社会母亲在广州住一段时间总要回老家看看,也住上一段时间。回老家之后,她每天早上和晚上仍坚持跳舞。在农村老家,像母亲这样因为子女在外工作而去城市里生活过的老人家也不少。在她们的带动下,慢慢也形成一定的规模和风气。据母亲说,在老家跳舞的那段时间,从来就不会有人投诉她们噪音太大扰民。母亲的潜台词是,城市里的人太自私,不大懂得尊重老人家。这也难怪,在老家去跳舞的,那个不是自己的父母或长辈,有谁好意思或有胆量开口去批评老人家跳舞噪音扰民?更何况,对大家来说,他们的好奇,恐怕会让他们忘记了,原来这些音乐会对他们是一种困扰。我专门留意她们跳舞的地方,相对来说,农村有许多空旷的地方,不像城市一样,寸土寸金,到处都是密集的建筑。她们相对比较分散,大都是以宗族、姻亲等为纽带而形成的小团体,不像在城市里,所有的都集中在某个广场上。为了抵抗相互之间的干扰,她们需要把音量调得更高。而且,农村没有什么高层建筑,不存在声音到了空中被放大而造成扰民的问题。如果有农村生活,特别是潮汕相对比较传统的农村生活的经验都知道,别说是广场舞音乐是否会噪音扰民,即便是春节期间从除夕夜到元宵夜通宵达旦的放鞭炮声,也从来不会有人因为忍受不了去投诉或交涉。与城市市民相比,农村的村民是否因为权利意识迟钝,而对这些看似“侵犯”自身合法权益的事情熟视无睹?举一个例子,如果农村那位年轻人半夜喝醉酒或者心血来潮,把家里的音响开得大声一点,那是肯定会引来邻居们的叱喝的。对生活在农村的村民来说,春节是喜庆的时间,包括平时喜丧事拜祭神明等,鸣放鞭炮已经成为习惯,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对这种世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的认同,实际上就是村民对世俗传统生活方式下乡村秩序的认同,在这种秩序下,彼此相安无事。尽管表面上,跳广场舞对农村来说是新鲜事,但对于它的接纳和容忍,同样来源于传统与习惯。无论早上或夜晚,这些都是非休息时间,在他们的内心,未必会认为这构成了对自身权益的侵犯。实际上,讨论是否该制止广场舞的噪音污染问题,对农村村民来说,也许太过奢侈。老家房子的对面,在某个时候,建了一家做废旧塑料的作坊,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。一开始的时候,我向家里人抱怨,说为何不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想办法把机器的噪音弄得小声一点,家里人笑着回答我说,这里所有的家庭作坊都是这样,人家要赚钱,怎么好意思去阻止人家?所以,只要作坊的机器一开,家里人就会把门窗关了。当然,这些作坊一般情况下,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,他们就会把机器关掉,大家维持着这种微妙的默契。并不是说,城市里就一定缺乏这样的传统与习惯。在城市的小区里,许多物管公司对小区业主装修在时间上就有规定,比如周六周日若要装修,不让钻孔,平时的时候,若是需要砸墙钻孔等也不能安排在午休的时间,所有的这些,都是来源于习惯认知的结果。陌生人社区只是,现实中,大家会发现,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,许多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沟通。因为职业的关系,笔者经常能收到广州一些市民的投诉。说实话,我是挺害怕收到这一类投诉的,因为当市民需要向我求助时,不难想象他们内心的无助和病急乱投医。一般情况下,在收到这些反映冤屈、怨气等时,我都不敢给予回应,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我究竟能帮他们什么。我内心残忍认为,不给予希望,他们也许不至于更绝望。有一次,有一位住在广州大元帅府边上的市民在微博上给我发私信反映,晚上大元帅府广场的音响太吵,影响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的学习,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无效,恳请我关注一下。一开始,我想她是否因为太过紧张孩子的高考而反应过度了,毕竟想想现在高考一来,如临大敌,似乎要给孩子们一个真空无声的环境,孩子们才能全神贯注去应对高考。于是,我问她,是否有去跟跳舞的沟通过,协商一下让她们把音响音量调低一点?她回答说,连自己小区楼下的老年人音响声音大,她去沟通都被骂回来,大元帅府广场上跳舞的人根本对她不理不睬。而她坚定认为,这些人就是因为给街道的人交了“保护费”,所以才敢这么嚣张,而街道就是因为收了钱,才对她的投诉不闻不问。我问她,认为街道收黑钱,可有证据?她说没有,是别人告诉她的,说你们可派去暗访。其实,类似的争议,偶尔会见诸报端或上电视台,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大概是怎样的情景。她后来跟我说,希望通过报道,解决这个问题,更希望政府能够立法规范这个问题。这位市民的“公民意识”倒是挺强,当时我也没有详细跟她沟通我的想法。我只是告诉她,这事未必一定要政府立法来解决,而且实际上,关于噪音方面的规范,政府从来就不缺少这方面的立法。但是实际情况如何,大家都有目共睹,噪音扰民不独广场舞,以公共利益名义但情况更恶劣的噪音扰民,比比皆是。我说,你要不还是尝试去跟她们诚恳地商议一下,让她们尽量把声音调低,如果实在不行,在孩子需要复习的时候,你就把家里的门窗关一下,要还是觉得声音吵的话,就花点钱去换个隔音玻璃,也许问题就解决了,这样也不会影响到孩子的高考。兴许是对我的回答不满意,这位市民就不再回我的话。也许在她会本能地觉得,凭什么要我多花上千块钱去装隔音玻璃,而不是让对方把声音调低或者直接让执法部门把她们从广场上赶走?说实话,局面是比较令人担忧的。大妈们认为自己很委屈,市民业主对开发商半夜施工、高架桥24小时汽车呼啸忍气吞声,而对他们动辄泼粪放藏獒;市民业主则认为大妈们不可理喻无法协商沟通,甚至有舆论认为跳广场舞来源于特定的历史经历,代表了一种畸形的审美。在整体上,我们看到的是,市民之间不仅没有多少沟通协商的意愿,更是在事实上丧失了沟通协商的能力。缺乏了这一能力,又能怎样呢?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权力身上。于是,人们对权力的依附前所未有地加强:老太太们认为官大一级压死人,市民则认为,需要通过政府立法规范。在绝望之中,市民认为只有求助于权力,不被噪音伤害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。在这个过程中,一个陌生人社会能够得以和谐,所要求有的同情性理解、契约精神、社区自治消失了。于是,在权力“不在场”的时候,“以暴易暴”的故事再三上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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